1935年2月10日中午，扎西镇湖广会馆的四合院坝里，一场动员大会正在举行。

然而，来到现场的上百多名干部却愁眉不展心事重重，谁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气氛很是低沉。

就在不久前，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召开了一场会议，决定从各部队中抽调出一部分人员，成立中共川南特委，组建红军川南游击纵队。

命令下达之后，中革军委就将排连级以上的90多名干部抽调了出来，加上一个基干连、一个警卫通讯排、一个运输排、一个卫生班以及部分修枪工人，总共集结了400多人。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川南游击纵队的红军们不用说也知道，留下来到底意味着什么……

奉命于危难之际

自国民党加强了在长江沿岸的防御之后，就一直以颇具优势的兵力，一路向着红军进逼。大敌当前，中共中央只能暂停北渡长江的计划，先发展川滇黔地区。

可那时，蒋介石也随之调整了部署，派出了薛岳兵团和滇黔两省的军队，准备配合川军围歼中央红军。

为了躲开川军和滇军的夹击，党中央只能做出这一决策。

只有让几支部队打着“主力”的旗号分头行动，制造假象迷惑敌人，才能保存实力。

而川南游击纵队就是这里面的一支“奇兵”，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牵制敌人，策应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

这也就意味着，他们身上的担子比以往更重，所处的战斗环境也比以往要更加的凶险，或许还要付出更多的牺牲。

中共中央知道，留下来的游击纵队成员，或多或少都会有些情绪，有些也不愿离开待了许久的主力部队，考虑到这点，他们便派出了周恩来副主席前去做动员大会。

而看到大家迷茫又不安的样子，周恩来便语重心长地将当前局势与党中央的良苦用心一一讲述了出来。

见战士们默默流下了不舍的眼泪，周恩来的眼眶也不禁湿润了，紧接着他又用铿锵有力的声音说道：“同志们，我们的分开只是暂时的，将来是会见面的，我们川北有了根据地，你们在川南也搞起来了，革命力量就大了！”

周恩来深切的希望大家能服从中央的决定，高高兴兴的在这里战斗，坚持斗争，直到革命胜利。

而说完这些话，他又郑重地站定，向着在场的每一个干部和战士行了个军礼。

台下的每一位战士都知道，周恩来副主席的这一举动，不仅代表着对他们的叮咛和嘱托，也代表着对于分开后重逢的期盼。

于是他们便一齐高声回应：“请党中央放心，请周副主席放心，我们绝对服从党中央的决定，坚决完成任务！”

周恩来

游击纵队遭遇重创

2月11日，中央红军正式向东开进，准备开始二渡赤水，第二天，川南游击纵队也进入了川南叙永地区，不久后，他们就与这里的游击队合并在一起，人数达到了600左右。

为了能更好地带领全队作战，干部们经过一番商议，决定由王逸涛担任司令员，徐策担任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

徐策于192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一直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中，因为指挥能力优秀，作战十分勇敢，深受上级赏识。

至于王逸涛，虽然他早年上过学，接触过进步思想，之后还参加了南昌起义上了井冈山，但后来中央整顿反流氓习气，王逸涛就因为自身品行问题被清理了出去。

既然没有办法继续待在红军队伍，王逸涛就回老家当了教书先生。

这一期间，他还跟地下党员安硕甫结为了夫妻，两人一起开展地下活动，组建了当地的第一支游击队。

在与川南游击队合并之后，众人考虑到王逸涛是叙永县本地人，比较熟悉这里的地形，加上资格较老，军事才能较强，所以就推举他当了纵队的司令员。

彼时的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之后游击纵队会因为王逸涛而遭受重创。

徐策

3月，川南游击纵队在叙永县城多次遭遇了川军和当地民团的袭击，一度陷入了苦战。

当时战士们手中的重武器不过只有四挺重机枪，即便如此，他们仍旧临危不乱，一连灭了好几个民团。

到了4月底时，游击纵队又围攻了云南威信水田寨，赶走了驻扎在当地的敌军独立营。

这期间，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一边打仗，一边故意树立红军主力部队的番号，搅乱敌军的视听。

而正是有他们配合，中央红军也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取得四渡赤水这一战的最终胜利。

只不过，因为目标越来越大，川南游击纵队遭到了敌军的频繁围剿，一度元气大伤，几名重要领导人也都不幸牺牲在了战场上。

而更让人意外的是，作为司令员的王逸涛，中途竟然叛变了。

那时他的妻子安硕甫因为有孕在身，不愿意回到游击纵队，非要住在城内，结果很快就被川军给抓了。

为了把女儿救出来，安父到处找关系，甚至都找到了省主席刘湘，结果对方给出的建议是让王逸涛投诚，到时不仅会放人，还会给他官职。

刘湘

消息传到安硕甫这里后，意志不够坚定的她，选择了倒戈，还偷偷地写信给王逸涛，希望他能好好考虑。

收到信的王逸涛，也开始有些摇摆不定，想到游击纵队当前损失严重，再继续待下去恐怕自己也会没命，于是他就偷走徐策的战马，连夜逃回了老家。

得知王逸涛叛变，游击纵队立即开除了他的党籍，撤销了他的司令员一职，由徐策来顶替，余泽鸿则担任特委副书记。

而有了这个经验教训，他们也更加坚定了信心，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可是，一日不除王逸涛，他们的处境就会更加危险，毕竟此人在队里待了很久。

果不其然，自从王逸涛叛变之后，隐藏在叙永县的几十名红军全都被捕，最后英勇牺牲，而川南游击纵队的作战方式和行军路线以及落脚点，也都遭到暴露。

7月13日，游击纵队正行至观音塘山腰树林，中途突然蹿出来一伙敌军，将他们卡在了半路上。

双方激烈战斗一番后，游击纵队伤亡十分惨重，见此情况，作为司令员的徐策，只能自己带着剩余的士兵们冲向敌军阵地，结果却不幸身中数弹。

医务人员们赶紧抬着徐策跟部队一起转移，谁知路上又遭到了滇军和一些民团的袭击，彼时徐策已经因为流血过多，难以支撑下去。

关键时刻，特委副书记余泽鸿立即站了出来，指挥着纵队杀出了一条血路，突出了敌人的包围。

而为了不拖纵队的后腿，徐策便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下令：“要以革命利益为重，带领战士迅速离开，保存实力是我们军人的职责！快走！”

最后，众人含泪告别了徐策，而他也就此牺牲在了滇军的乱刀之下。

孤军奋战至死方休

因为王逸涛的叛变，川南游击纵队的司令员和重要领导们相继牺牲，其他的同志们也是离开的离开，伤亡的伤亡，最后只剩下不到100人，眼看就要面临解体。

余泽鸿

这时候，余泽鸿义无反顾地站出来担下了重任，率领着这支纵队继续前行。

为了重振士气，他将众人聚集起来，认真地总结了这些时日以来与敌军作战的经验教训，确定了下一个阶段的行动方向。

有了余泽鸿这个主心骨在，战士们的士气再次被点燃，对抗敌军时也越来越勇猛。

到了8月份时，他们已经成功攻下了贵州和四川的两座县城，并且救出了上百名无辜被抓的平民百姓。

9月，川南游击纵队又攻占了江安县重镇梅桥、叙篷溪等地，同一时期，他们还在贵州赤水县设下埋伏，重击了川军赵治国团。

然而，在各路军阀交错统治的强势打击之下，这样一支孤军想要打开局面，过程还是很困难的，再者，这时国民党还使出了最为恶劣的招数。

他们一边派出王逸涛，让他以曾经“私交好”为由，来劝余泽鸿反共，而见此人还不低头，他们就又派人迫害余泽鸿的家人。

对于这些，余泽鸿都没有动摇，革命意志反倒是更加坚定。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继续带着游击纵队与敌人的正规军和民团作战，但由于势单力薄，他们的处境也越来越艰难。

最后由于叛徒告密，余泽鸿带领的部队被包围在了江安的泥基潮，而经过一番激战，几天之后，余泽鸿壮烈牺牲，纵队的人员也只剩下20多个。

川南游击纵队再次陷入了“绝境”，眼看就要全军覆没，这时，参谋长刘复初又站了出来。

在将分散的残部重新召集到一起之后，他就带领着部队进入了川南连天山，在这里进行休整、扩军、培训。

到了1936年3月，游击纵队的人数又升至了百人。

期间，得知红二、红六军团即将达到贵州，纵队的战士们并没有前去汇合，而是选择继续留在了后方牵制敌军配合他们。

同年10月，纵队还吸收了一支川军起义队伍，人数一度扩大至上千人。

刘复初

可以说，在这一年多以来，川南游击纵队在四川、云南、贵州的20多个县城广泛开展了游击斗争。

他们打土豪分浮财，摧毁反动区乡政府，解除地主武装等等，已经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势力。

但是，因为没有一处固定的根据地做支撑，他们也没能摆脱敌军的围剿，时常处在被动状态，必须要跟强于自己数十倍的敌人作战。

到了1937年1月，川南游击纵队再次全军覆没。

那时长征早已结束，而他们早就已经跟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也没有收到撤退令。

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坚持不懈地跟敌军做斗争，一直到1947年迎来西南解放，才终于停止。

正因为始终记得党中央的嘱托，始终对革命保持坚定的信念，川南游击纵队才会多次在面临危难之际，一次又一次地重整旗鼓，直到最后完成任务。

对于他们立下的功绩，党和人民都不会忘记，历史也将会永远铭记，川南游击纵队是一支浴血奋战的红色铁流，将会受万代敬仰！